《岳阳楼记》:从“览物之情”说起

来源:http://www.cLubLafoLie.com 作者:中国历史 人气:77 发布时间:2019-11-03
摘要:滕子京于康定元年任庆州知州,因在任上被指控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,于庆历四年春贬岳州巴陵郡。他通过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,得钱一万缗,修建岳阳楼,遂绘《洞庭秋晚图》,请

滕子京于康定元年任庆州知州,因在任上被指控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,于庆历四年春贬岳州巴陵郡。他通过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,得钱一万缗,修建岳阳楼,遂绘《洞庭秋晚图》,请范仲淹作记。 《岳阳楼记》开篇叙重修岳阳楼之事,随即言洞庭湖为水运要道:“迁客骚人,多会与此。览物之情,得无异乎?”以之为行文脉络。迁客为人生不得意者,骚人为幽怨敏感者,这两种人观看洞庭湖的景色,会因为阴风怒号而满目萧然,会因为其春和景明而喜气洋洋。范仲淹分列两段描写两种境遇下的情感体验,将之视为常人的“览物之情”。他转笔写道:“嗟夫!予尝求古仁人之心,或异二者之为,何哉?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”在他看来,古仁人的心境,与迁客、骚人完全不同,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改变自己的心境,关键在于能够做到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。 庆历三年,范仲淹、富弼和韩琦联手推动改革,却没有得到朝臣们的支持。范仲淹离京视察河东与陕西,暂避谤毁。庆历五年初,宋仁宗撤销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,贬为邓州知州,意味着庆历新政的失败。当年九月,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。 范公偁《过庭录》载:“滕子京负大才,为众忌疾,自庆阳帅谪巴陵,愤郁颇见辞色。文正与之同年,友善,爱其才,恐后贻祸。然滕豪迈自负,罕受人言,正患无隙以规之。子京忽以书抵文正,求《岳阳楼记》。故《记》中云:‘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’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,其意盖有在矣。”范仲淹在自己也被贬官的背景下,勉励滕子京不要以贬谪为意,而应忠于职守,报效国家;也借此辨明个人心志,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。 作为一个刚被贬官的前参知政事,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所言的“淫雨霏霏”与“春和景明”,并不单纯是指自然界的天气,而是隐喻着对人生际遇的理解:阴风怒号时的人生蹉跎,一般人会感极而悲;波澜不惊时的事业平顺,一般人会心旷神怡。但对胸怀天下、忧国忧民者而言,他们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情绪化,这是因为其格局宽大,不以个人得失为意。 《岳阳楼记》结尾处的“微斯人,吾谁与归”,既是范仲淹的心志抒写,也是其情感的流露。他感慨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者太少,“乐以天下,忧以天下”者太少,以致自己缺少同道:他极力推动的利国利民的改革,却因朝臣的反对和毁谤,无疾而终。《岳阳楼记》结尾的情志抒写,不仅是为岳阳楼作记,也是范仲淹表明心志的人格写照,宋仁宗阅读后慨然称颂。此文成为散文典范,既在于其文笔优美,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厚的思想内涵,尤其是由“览物”而引发的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触及了中国哲学的“格物”认知。 人与物的关系,是中国哲学思考的主要命题,其要义在于思考人如何对待外部事物。《荀子·劝学篇》言君子之所以远远超过其他人,在于其能够善假于物:“君子性非异也,善假于物也。”君子之所以超越一般的人,在于其能够通过学习,熟悉、理解和利用外物,最终掌握外部世界。 物,是人自身之外的客观存在,是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自然世界,包括金钱、物品、职位、名利等。儒家认为,人生的终极意义,是要取得现实的实现,因而把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作为人生至高追求。对一般人而言,要通过修身养性,养成道德人格,成长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,是为立身。这就需要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来了解、认识外物,来理解、参与世界,这就是假于物。人类通过学习而假于物,目的在于获得人的自由与发展。故《荀子·修身》又言:“君子役物,小人役于物。”认为人类利用万事万物来改造世界,只是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 在道家看来,人的终极意义是获得精神的逍遥,那就要摆脱对物的依赖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讨论人只有无待于物,即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作为依托时,才能实现精神自由。无论是硕大无比的鲲鹏,还是时控于地的蜩和学鸠,其不能实现逍遥,在于它们都需要外部条件来满足自己。那些“知效一官、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、而征一国者”,看起来获得了现实中的成功,要比一般人逍遥,但在“定乎内外之分,辩乎荣辱之境”的宋荣子看来,他们也没有实现精神自由,就在于这种逍遥是“有待”的,也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。只有达到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的境界,彻底摆脱了对功名依赖、甚至对自我的重视,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逍遥。 儒家站在社会秩序中观察人与物的关系,认为人要善假于物;道家站在自然世界中观察人与物的关系,认为人要无待于物。要假于物,便要分清物的事理与本末,这是“格物”意识的来源;无待于物,便要放弃对物的依赖,不必聚焦于物的区分,这是“齐物”观念的基础。《荀子》《庄子》在建构学说时,不约而同将“人如何看待外物”作为立论的基础,可见人与物的关系,是早期思想家建构学理的基础命题。 《大学》是儒家学说的入门读物,言人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,其中列举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八条目作为实现内圣外王的路径。“格物”是内圣的起点,也是外王的基点。《大学》并没有对“格物”进行解释,后代学者便莫衷一是。如郑玄训“格”为“来”,认为人善则来善物,人恶则来恶物。李翱言“格物”为“来物”,认为物入于心而不滞,卓然自明。后来二程及朱熹认为“格物”便是“穷尽事物之理”,视“格物”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。陆九渊“心即理”的认知,则消解了“格物穷理”的含义:既然“吾心便是宇宙”,心外无理,心外便无物,“格物”实际是对自己内心的体认。由此,“格物”便成为哲学史上的悬解。 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时,“格物”之义尚没有得到宋儒的阐释,郑玄、李翱的解释显然不合文意。司马光认为格物只是“捍御外物”,既缺乏训诂的支撑,也缺少学理的阐释。范仲淹以“览物之情”作为行文脉络,赞美“古仁人”之所以超越“迁客骚人”,在于其不因为自己获得什么而欣喜,也不会因为自己失去什么而伤悲,言外之意,人只有不被外物所困,才能保持恒定的心境,更接近于“格物”关注于人与物关系的原初含义。 宋学有两端,一重革新政令,二重创通经义。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认为范仲淹是对宋学有渐的人物。其既提携了宋初三先生,又曾传授张载《中庸》,足见其对经义有深刻理解。但他留意于革新弊政,并未着力于经义阐释。欧阳修在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》中说:“公少有大节,于富贵、贫贱、毁誉、欢戚,不一动其心,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”对外在贫富与毁誉的不动于心,正是其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心态的写照。范仲淹将“格物”认知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,体现了宋儒“明体达用”的学术旨趣,践行着“知行合一”的修身传统。 张岱年先生认为“格物”之义,在于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。衡量事物本末先后,最关键之处在于人与物孰先孰后、孰重孰轻。就知识而言,人要理解外部事物,便要“假于物”;就修养而言,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,就要“役物而不役于物”,甚至“无待于物”。范仲淹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,明确了人借助外物实现对外部世界的驾驭,方能获取身心自由,而不是让外物成为自己的枷锁或负累,可以视为宋儒对“格物”理解的一环。 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以“览物之情”为叙述脉络,以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规劝滕子京保持好心态。“格物”原初意义是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,为《大学》八条目之首,是中国学术的内在学理。范仲淹对这一观念的体认与践行,引导了宋学明体达用的风气。 作者:曹胜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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